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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盛昌:教育要保底,但不能封顶,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都扼杀掉

发布于:2019-10-27 16:09:19 点击:418

前言

一所优秀的学校背后一定有一位优秀的校长!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教育网有幸邀请了一批优秀的高中校长进行对话,在宏观层面上体验中国基础教育在过去70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微观层面上欣赏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学校治理的经验和感受。这一切对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嘉宾:唐常升,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督学

唐常升,浙江镇海人,生于1942年1月5日。他是一名特殊教师,享受国务院的特殊补贴。他目前是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的主管。他于196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他是上海曹杨第二中学副校长兼校长,上海中学校长。1993年,上海成立了第一所中国自主管理教育教学的上海中学国际部。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协会副主席。他也是上海教育协会副主席、国际文凭组织主席委员会成员和全国计算机考试认证委员会成员。他被授予苏黥布数学教育奖,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校长。

陈志文

解放时你应该很年轻。你还记得新中国成立时的一些场景吗?

唐·常升

你怎么会不记得了?我来自上海,我的家人在南京路。解放军进城后,组织了一次大游行。我的家庭是最活跃的一个。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我看到的是解放军即将到来,如此壮观和自豪!

陈志文

那时,能读书的人不多。你的阅读经历是什么?你能和我们分享什么故事?

唐·常升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搬到了另一所学校两次,并连续两次跳了级。我13岁上高中,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因此,在我学习的时候,我的同学比我大,甚至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也比我大五六岁。

在高中,有一段时间学校挑选学生参加上海的数学竞赛。我以开玩笑的态度报名参加了比赛。我是学校挑选的六个人之一。那时,我更年轻,更顽皮,不擅长学习,我的学习成绩总是一流的,而不是一流的。此外,其他五名学生都接受了相关领域的培训,只是我没有参加任何咨询。但是我在比赛中表现很好。我做了几个别人没做的难题,这是老师没想到的。

大学后期,我的专业是数学。说我父亲想让我学习建筑设计很有趣,但是我不太喜欢。我想在美国科技大学学习。当我自愿参加高考时,我仍然听从父亲的建议。第一个志愿者是同济大学建筑系,保证志愿者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现在这可能是一个历史误解。当我被录取时,我是第一个被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的。

这件事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小时候的一些想法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和校长,我绝对遵从学生的意愿。

陈志文

事实上,即使是错的,学生们以后也会调整和改变他们的专业。这个过程也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

唐·常升

是的。

陈志文

你哪一年上的大学?

唐·常升

我在1958年至1962年间上了大学。在我大学的头几年,我经常从事体育运动,先是反对右倾,然后是大跃进,直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学生们根本没有时间学习。1960年,当我还是个三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开始稍微调整一下,可以读一些书。

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属于另一种人。数学系不是我想念的,也不是我想当老师的愿望。我最初的愿望是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科学家。此外,我认为数学课太容易听了。因此,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读我最喜欢的书。

我经常去图书馆借各种各样的书,涵盖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包括24部历史等等。其中,《资本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年级和二年级都读过。这是一本特别值得一读的书,但不容易读。我读过两本书,一本是从原著翻译过来的,另一本是日本学者写的。后来,我的政治和经济成就非常好。《资本论》让我意识到当时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他们更加重视个人或家庭的发展,而较少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

从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我得到的不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是宏观的思考,这使我更加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培养了我对家庭和国家的感情。

陈志文

我明白为什么你的视野如此宽广。你不仅仅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待办学和数学教育,而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些事情。你读的书是基础。

唐·常升

没错。大学里的大量阅读让我意识到,对于青少年来说,视野不能太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下面的一小块。

我的大学和其他大学还有另一个不同。那时我学习俄语而不是英语,我俄语学得很好。我读了很多俄语书籍,这也开阔了我的视野。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失去俄语。我能理解我以前去俄罗斯时的一般谈话,但是我的说话能力很弱。

陈志文

每个人都说你会说真正的美国英语。你在大学学过俄语,你在哪里学的英语?你为什么想学英语?

唐·常升

高三时,我选修了一门英语课,学习了国际音标。那时,我是个零起点的学生。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对我的工作相当在行。我一直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

那时,我意识到,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掌握一门糟糕的语言是不够的,只有俄语是不够的。我已经感受到英语的重要性。尽管那时我可能无法使用它,但我坚信英语在未来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我认为你必须学好英语。后来,上海中学设立了一个国际部,它与外国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英语也变得越来越有用。

英语和俄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你弄清楚俄语语法后,学英语就容易多了。我在高中花了几个暑假读了所有的英语课本,基本上一两个星期读一本。

陈志文

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这没那么简单。你可以说地道的美国英语,不仅有出色的阅读能力,还有口语能力。

唐·常升

学习英语口语非常困难。那时,还没有关于英语听说的信息,所以我找到了一张唱片,用留声机反复听,纠正了我的发音和单词,并且读了很多书。

陈志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语口语也是一种窗口纸。如果它坏了,很容易通过。

唐·常升

是的,我的英语不是老师教的,而是我自己教的。我从字典里一个接一个地查找许多单词。优点是我能理解上下文中每个单词的确切含义。事实上,我们对许多英语单词的解释是有偏见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可能是糊里糊涂地去世了,我只是抓住这段时间进行自学。从大学毕业到文革结束,我完成了英语学习,并在师范大学以外的综合性大学自学了一些数学课程。

陈志文

你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于游戏,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觉得累,但他们在学习十分钟后会觉得累。但是有些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会喜欢的。

唐·常升

学习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对这个游戏有些误解。为什么孩子们喜欢玩游戏,游戏的吸引力是什么?事实上,游戏是为了抓住孩子的竞争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通常很虚弱,但是在游戏中,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反应迅速,他们可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都是能让他们持续成功的游戏,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获得成就感的内在需求。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失败了,你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在游戏中失败了,你不必付出代价,如果你成功了,你将会得到回报。

唐常升中国教育在线/照片

陈志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开始教书。那时你对教育的理解是什么?这段时间对你有什么影响?

唐·常升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受到严重影响。那时,我是一名年轻教师,典型的白人专家,生意很好,对政治不够关心。在此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我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看法,我对教育有了一些想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重点放在工程教育上,忽视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由于我国的工程基础太薄弱,工程相关学科的建设需要加强。然而,我认为问题很简单,处理也很粗糙,这破坏了真正的纪律体系。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是错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我更讨厌文革期间人们的相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会思考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正常关系。

例如,我已经当了24年上海中学的校长。校长的职位给了我责任和义务,但是当我退休的时候,我非常了解我的职位。当我老了,我应该下台,帮助我身后的人顺利接管。我不在乎头衔或类似的东西。我认为我应该为社会、教育和每个人做更多的事情。

陈志文

你对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当你处理事情时,界限会很清楚。你不在乎头衔,原因之一是对你骨子里的一种自信。

唐·常升

我真的不需要这些。我需要更多,更喜欢和更希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学校外籍教师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陈志文

事实上,信任是通过真诚建立起来的,而且在他们能够留下来之前,还必须有一些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

唐·常升

诚信是建设美好社会的基础。小到一个小单位,大到社会,没有诚意和信任就很难发展好。我们一直在谈论真理、善良和美丽,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陈志文

此后,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了。你对改革开放40年有何感想?

唐·常升

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一切都被浪费了。我是金源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几位校长对我非常友好和关心。几年后,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教研组长,后来成为副校长兼校长。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个人发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为我写了很多文章,表达了很多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另一方面,在每个职位上,我应该说我都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被直接从金源中学调到曹阳二中担任副校长,当时对我影响很大。曹杨的数学一直很薄弱。他们希望我能改变这种情况。三四年后,当我离开曹杨第二中学时,我学校的数学考试成绩是全市最高的。

后来,当我在上海中学就职时,这是学校的最低点。高中是一所相对较好的高中。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并于1978年恢复运行。老校长被邀请回来。他为高中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老校长因年事已高而退休。从那以后,三位校长相继被替换。高中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高考刚刚恢复时,高中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当我接手时,我降到了20岁左右。

陈志文

你调到上海中学时多大?你认为上海中学当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唐·常升

1989年,我被调到上海中学,当时我47岁,刚刚好。我转到上海中学后,面临两大问题:

首先,上海中学是一所市级学校,也是一所传统的精英学校。它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未来的发展。第二,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在他的南方之旅演讲中提议开放这个国家。因此,中国的教育不能再用垂直坐标来衡量。相反,应该横向分析并与世界进行比较。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经济领域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引进了大量外国品牌的装配线,提升了中国相应产业的水平。中国根本不会生产电视机或汽车,但通过引入生产线,我们剖析了每一个环节,找出差距,并逐一弥补,最终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当我在1993年开始管理上海中学国际部时,我想,为什么教育不能做到这一点?

上海中学国际部正在这样做,按照国际课程的标准引入国际课程,分解并透彻理解每一个环节,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不是,然后再进行重构。

第一步,我们介绍了ib课程,并找出了差距所在。当时,我明显觉得我们教的物理化学太经典了。

当时,很难建立一个国际部。我们面临经济问题,政治敏感,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的感觉是,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敞开大门,顺应世界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

此外,我还考虑了上海中学的未来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来源:网络

陈志文

你为什么选择先在上海高中国际部开设ib课程?

唐·常升

当时,我参加了ib课程组织者在中国举行的一次会议,并提出了几个问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很惊讶我能用英语交流。接下来,他们邀请我参观ibo总部。首先,他们想让我从一个高中校长的角度来报告中国教育的发展。其次,他们想让我看看ib课程是什么样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ib课程的总体情况比较好,也比较灵活,所以我考虑引入ib课程体系。

陈志文

在几种流行的国际课程体系中,ib课程对组织者有很高的要求。例如,a级本身就是一种考试,与英联邦的标准化课程体系相关联。有标准教材和标准教学指南,便于质量控制。学校的操作相对容易,而ib课程给了学校很大的重新创造空间。

唐·常升

是的,在我看来,ib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将英美中小学课程理论化、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教学体系,这一体系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课程体系,达到了其他课程体系所无法达到的高度。第二个特点是由ib认识论(tok)、扩展论文(ee)和行动与服务(cas)设立的三门核心课程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提升了中学的课程结构,这是其他课程体系所没有的。

然而,ib也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私人组织,它应该考虑运营问题。Ib有三个项目,pyp、myp和ibdp。其中,他们对ibdp项目的投资最大,成本很高,性能相对较好。这是ib的真实价值和最高含金量的项目。pyp和myp项目是ib的主要盈利项目,大大放宽了要求。

陈志文

后来,你还介绍了ap课程。为什么?

唐·常升

ib课程推出几年后,上海高中国际部也推出了ap课程。Ap课程不是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后来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我们也采用了ap课程,主要考虑民族意识形态问题。

上海中学国际部可以采用ib课程,因为只有外国学生注册。然而,如果是针对中国学生,我个人认为采用ib课程是不合适的。ib课程的思想主要是西方的,中国的国家课程体系是不可整合的。对于高中教育来说,会有很大的政治问题。

Ap实际上是一种考试,它不限制学校使用多少考试科目,从而使整合成为可能。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我首先提出思想道德、语文、历史和地理四门核心语文课程是必修课。在此基础上,ap课程将被整合。我认为根据我的课程把你的好东西带进来是合适的。这样,办学的总方向就没有问题了。

一般来说,学校在选择国际课程时需要考虑许多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

资料来源: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官方网站

陈志文

在中国办学,我们必须注意这个问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竞争。

唐·常升

没错。这符合我们目前的发展形势。

陈志文

我们回到上海中学国际部。你认为上海中学国际部的组织已经达到你的目标了吗?

唐·常升

通过主办上海高中国际部,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了解世界上各类教育的最高水平及其逻辑和发展趋势,包括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作为校长,我开始思考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第二个目标是改善上海的整体教育环境,增强其软实力。以前,外国人一直抱怨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在中国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事务部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得到了承认。

外国人子女学校实际上并不容易管理。关键在于校长能否控制学校。最重要的是控制外籍教师。在中国,许多学校无法控制外籍教师。中国校长对外籍教师几乎没有影响力。我的经验是,当校长和外籍教师交流时,他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习惯,其次让他们同意你所说的。这样,他们就会接受你的想法,学校的发展方向也会更加准确。

十多年前,我们要求六七个外国人花半年时间制定英语教学大纲,大纲分为两部分:母语和非母语。读完之后,我觉得母语部分没问题,但非母语部分不行,所以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做。我需要说服外籍教师为非母语人士重新起草英语教学大纲,并告诉他们哪里和为什么他们错了。

我建议针对非母语人士的英语教学大纲不应该仅仅根据母语人士的情况而增加或减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母语是思想的语言。母语和非母语英语教学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制定非母语英语教学大纲的方法应该是研究如何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

陈志文

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中国际部,并且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这期间,您有些怎样的思考?